签证终于寄了,从宋朝开始的船舶

水上安全监管的“签证制”在我国自宋朝起已有千年历史。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国籍船舶在国内航行进出港口时也必须办理进出口签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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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下午四点半打电话给大使馆,接电话的是一位女的,她说下四点班,但和其说明了情况后,答应尽快寄,今天cherry打电话询问得知昨天下午已寄,可飞机因大雨晚点了,件在路上,明天可收到

简政放权的大潮下,这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沿用了数十年的监管方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,而签证取消的背后,换来了大把的真金白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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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航行中国海船签证正式取消

2016年11月,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对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修改,将“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,必须办理签证”改为“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,必须向主管机关报告船舶的航次计划、适航状态、船员配员和载货载客等情况”。

这标志着中国籍国内航行的海船进出港口全面实施进出港报告制度。

至此,新中国成立以来沿用数十年的“船舶进出港签证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,每年约300万艘次国内航行海船即刻得享政策红利;而这项改革也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转型腾挪出更大的空间,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进出港的管理由事前审批调整为事中事后监管,开启了一个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的新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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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键报告,三分钟之内通关

“把便民做到船员心坎儿上”山东烟台利丰石油有限公司“利丰18”轮的二副闫胜举着手机,兴奋地向同船的兄弟们喊着“真是太方便了,手机一点,报告成功!”

“不用奔波办证。”“减少了频繁上下船的风险。”“有更多的时间开展设备维护保养。”……在一阵阵热烈的讨论中,“把便民做到了船员心坎儿上”是闫胜一群人讲的最多的话,这也是他们对取消国内航行海船进出港签证,实施船舶进出港报告这项改革由衷的褒奖。

而在千里之外的东海岸边,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的万爱国更是感慨万分。作为一名多年负责进出港签证的工作人员,他亲身感受到了近几年政策的变化——从背着大袋船舶资料、船员证书及签证簿风里雨里办签证,到电子签证远程申报,再到现在的进出港报告,他感叹:“一键报告,用时不超过3分钟,还很快就能收到回执短信,确实方便,也大大减轻了工作强度,对于这项改革我举双手赞成!”

少办一个签证换来大把真金白银

如果说船员、办事员个体感受到的更多是便捷,对于公司来说,取消船舶签证更是撬动真金白银的“壮举”。

走在上海港的码头上,不少企业都能拿出一本取消签证的“经济账”——上海集海航运有限公司估算,以旗下“集海之鹏”轮为例,2016年该轮共往返洋山港—外高桥300航次,取消签证后每航次将省去约2小时的往返时间和100元左右交通费,全年预计可节省签证时间600余小时,省去乘车费用30000 元。

嵊泗县同舟客运轮船有限公司预计,由于取消签证后在港时间大为缩短,船舶周转效率大幅提高,光港口使费一项,公司每年就可以减少支出149万。

从整个辖区看,上海海事局预测,全年上海港预计有进出港船舶15万艘次,这就意味着有望节省近30万小时。而对于繁忙的港口来说,船舶通行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货物周转率的提升,以及难以估量的潜在效益。

“取消签证后,船舶不用等在码头办签证,大大提高了我们码头泊位的利用效率。今年一月,公司的来料加工量又创出历史新高。”中化码头经理姜新宇表示,对于原料物资依靠航运的企业来说,每趟船节省的几小时最终将给公司账面带来大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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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介绍,水上安全监管的“签证制”在我国自宋朝起已有千年历史。在数千年的时间里,监管者通过核查进出港船舶的各类证件,判断船舶适航能力,从而保证运输安全。

有着悠久历史的船舶签证何以在今天被终止?船舶进出港安全又将如何保障?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处处长李恩洪介绍,信息化、大数据是水上安全监管模式变革的基石。通过在船上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,监管部门得以实时监测船舶航行动态;再将船舶、船员各类信息联网,系统便可以自动比对航行至某处的某条船舶证书是否齐备、人员配备是否合规等信息。“系统比对发现问题的,会自动提示,海事现场核查人员会据此到场检查,从而确保监管不缺位。”

事实上,船舶签证取消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次“改革”;而对承担着水上安全监管重任的海事管理部门来说,更是一次“革命”。

“取消签证后,海事部门将有能力在现场监管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,从而把过去‘核材料’的静态监管转变为‘防风险’的动态监管,进一步优化监管资源配置,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,达到精准监管的目标。”李恩洪介绍,精准监管根源在于执法模式改革,达到这一目标不能靠单兵突击的政策工具,而要凭通盘布局的政策创新。

据悉,为了切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,海事系统的基层执法模式改革等一系列更深入变革已经启动。

海事部门强调,安全是交通发展的红线、底线、高压线,简政放权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。取消船舶签证所开启的改革,还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,最终让监管的“无形之手”真正营造安全船舶航行无阻,风险船舶处处受限的市场环境,敦促企业切实承担起安全主体责任,实现企业、政府在安全领域的角色归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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